破解困局
郝力认为，虽然中国的数字城市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大而全”的框架去发展，却在两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数字城市提供了“亮点先行”的可能。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信息产业部宽带、光纤网络的逐级深入，遍布全国各地的网络为城市信息化提供了“高速公路”; 二是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测绘技术。
城市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最为激化的敏感地带。按照中国2050年实现70%城市化率的目标，每年将有1200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在城市化人口呈现爆发式激增的时候，城市管理就变成了城市最为脆弱环节，城市管理员被刺、小商贩被城管人员野蛮殴打，动荡不安隐藏着更深的社会危机。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提出城市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单轴化”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创建指挥与监督既分离又统一协调的“双轴化”管理体制，实现了对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2006年，在建设部的推动下，网格管理迅速向全国51个城市(区)推广，各地在继承东城区的管理精髓基础上，又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新探索，如杭州向上延伸跨越区形成全市统一平台，又如上海向下深入完善社区的各项机制。
网格化管理从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将城市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的集成创新与体制改革的结合必然带来政府的管理创新。
除了信息化向管理体制挑战，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信息化“亮点”中，人们还惊喜地发现，共享意识正慢慢深入。这些“亮点”形散神不散，经过实践历练，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城市信息化应用正在“共享”意识的认同下越来越近地向数字城市的精髓靠拢。
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副主任高萍现在还记得，东城区的网格管理落地以后，东城区的统计局局长找到信息办有关同志，提出想在网格管理的平台上建立统计局的应用系统。在业界，这样一个地理信息图层起码要几百万元，信息办却很大方地批准给统计局无偿使用。
“共享平台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你跳现代舞，我跳民族舞，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高萍说。监督中心将地理信息平台无偿开放给统计局后，统计局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系统应用，统计局局长对高萍表态，以后城市管理需要统计局提供什么信息，在职责允许范围内义不容辞。
从东城区放大到北京市，现在，在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上，已经有68个委办局的信息同时接入共享交换平台中交互贯通，这个信息交换中枢已经将资源共享演绎到市一级的大平台。
“数字城市”没有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信息系统在统一平台上百花齐放的设想，却向城市管理、公共服务衍生。共享——这是数字城市设想的出发点，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正慢慢向原点回归。
城市信息化正带着数字城市的“基因”沿着中国城市化的轨迹前行。尽管“亮点”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我们仍旧不能忽视: 正当国家部委和各大中心城市开始脚踏实地地从头做起时，在某些地市级城市，仍然将华而不实的框架奉为尚方宝剑，似乎冠以“数字城市”就向城市化又贴近一步。
“中国的数字城市仍然处于混沌时期，提不提数字城市不是问题，关键是在数字城市之下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应用。”方裕说。
此外，从城市信息化的长远发展来看，尽管呈点状发展的应用已经具备共享意识，却仍将面临下一轮的整合。“同信息化一样，城市信息化也将呈现点、线、面的发展趋势，由点到线，再由线连成片。”郝力说。
那么，如何由线成面？是重新构建一个信息平台，还是将现有的线进行整合？一是由一个部门承担整体信息平台建设，如武汉市规划局; 二是成立第三方的信息交换平台，如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这两种做法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前者面临行政划分的障碍，后者面临如何树立公信力的挑战。在这些整合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管理机制，如何能在这样的机制下规范各部门的具体应用，是摆在眼前的问题。自下而上的城市信息化探索最终仍将面临顶层设计的挑战。
“否定之否定，再前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数字城市建设。”郝力说。正如中国的城市化在激烈的剧变中不断接受着考验一样，走出了“理想国”的数字城市，也将不断地接受现实的考问，最终破解城市化的中国式难题。 |
